2026年10月1日 星期四

大自然缺失

 【 現在的小學生跟以前不一樣了,尤其是今年入學的小一新生!】


這是前幾天我跟一個在國小服務的朋友聊天時,他告訴我的。


現在的孩子,專注力越來越難集中,好像越來越難跟同儕建立互動關係,也似乎越來越難安靜地坐在教室裡好好上完一堂課。


聽到這些在教育現場的第一線觀察,我也在思考:這也許不單是個別孩子的問題,還有一整個世代正在面對的集體困境。


從心理發展的角度來看,一個孩子的專注力、情緒調節、人際互動與自我控制能力,從來就不是單純父母有沒有教這麼簡單。


這些能力是在成長過程中,透過與父母互動、與同儕相處、遊戲、身體活動、探索環境,以及一次又一次面對挫折的過程中慢慢發展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在教育現場看到一群孩子出現相似的困境時,除了問「孩子怎麼了?」之外,我認為我們還需要多問一個問題:「這些孩子,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長大的?」


我稍微整理了一些資料,希望與大家一同理解這些現象,並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因應策略。


…


這些現象是怎麼出現的?


我提出三個值得大家一起思考的可能成因:


一、少子化衝擊:家庭結構改變與親職資源的缺口


越來越多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這也意味著有些孩子在家庭裡,少了許多很重要的人際練習機會。


我要先說清楚一個重點,獨生子女並不代表發展會不好。


但是,兄弟姊妹確實可能影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能接觸到的人際互動型態。


例如,家裡有兄弟姊妹的孩子,從小就可能必須學習:


「這個玩具不是我的,我要學習等待跟分享。」


「哥哥怎麼都不讓我玩?」


「妹妹哭了,我要怎麼辦?」


「我們都想看電視,到底誰先?」


這些看起來很瑣碎的日常,其實都是孩子學習等待、分享、協商、衝突處理、理解別人的感受,以及調整自己情緒的機會。


家庭中也有所謂的「資源稀釋」現象,也就是當家庭中的孩子數量增加時,父母可以分配給每一個孩子的時間、注意力與資源可能受到影響;但另一方面,兄弟姊妹之間的互動又可以提供認知與社會學習的機會。


也提醒大家,兄弟姊妹的多寡並不能單純被理解成「越多越好」或「越少越好」。


所以真正值得我們注意的,除了「獨生子女」的特殊性,還有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沒有足夠的人際互動經驗?


過去孩子可能到隔壁就可以找鄰居的小朋友玩,家裡有哥哥姊姊、表哥表姊,放學後也可能在巷子裡跑來跑去。


現在的孩子,生活型態卻完全不同。


父母接送、安親班、才藝班、回家寫功課、吃飯、洗澡、看一下影片,然後睡覺。


孩子一天的行程可能排得非常滿,卻不一定有需要自己跟別人協商、解決問題的時間。


更值得注意的是,少子化也可能讓父母在教養上更加集中地投入在唯一的孩子身上。


「他還小,我幫他就好了。」


「怕他跌倒,我幫他拿。」


「怕他跟別人吵架,我幫他處理。」


「怕他不開心,所以不要讓他失望。」


這些出發點都可以理解。


但孩子的自我調節能力,不是父母幫他做得越多,就可以發展得越好。


孩子需要的是在大人的陪伴下,練習自己慢慢地調節。


當家庭裡只有一個孩子,父母容易無意識地給予過度保護,或是「過度預測」孩子的需求,孩子還沒開口表達,需求就已經被滿足。這種照顧模式,會在無形中剝奪了孩子學習自我延遲滿足與情緒調節的機會。


此外,許多年輕父母在面對第一胎時,常因缺乏親職經驗與系統性的教養知識,在面對孩子的行為問題時感到焦慮與無所適從,進而影響了教養品質的穩定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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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世代與數位浪潮:關鍵發展期的刺激不足與「小烏龜孩子」


如果要談現在這個世代的孩子,我想我們很難忽略COVID-19疫情,尤其是2020到2022年前後出生、成長的孩子們。


他們生命中的重要發展時期,剛好遇到疫情、三級警戒、停課、減少外出,以及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大幅減少。


這些孩子在一個非常特殊的環境中長大。


孩子學習說話,不是只靠大人「教」。


還需要看著大人的表情、嘴型、手勢,聽到語氣的變化,也需要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動中學習「你說一句、我回一句」。


孩子學習情緒調節,也不是靠大人告訴他:「不要生氣,用說的。」


而是在一次次「我生氣了、媽媽陪我、爸爸告訴我怎麼辦、我慢慢平靜下來」的經驗中,逐漸建立自己的情緒調節能力。


疫情期間,這些面對面互動、同儕遊戲與環境探索的機會,在一些孩子身上確實減少了。


2025年一篇針對疫情與幼兒發展的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指出,COVID-19疫情與「整體發展遲緩」之間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在語言與溝通發展方面,疫情期間出生或成長的兒童確實呈現較明顯的不利結果。


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下結論,就是疫情造成了這一代孩子發展遲緩。


但事實是,疫情確實改變了許多孩子早期生活中可以獲得的互動與學習經驗。


這個現象在台灣有一個更貼近生活的說法:「小烏龜世代」。這裡所指的是,2020年之後出生、在三級警戒下長大的孩子,因為長期居家隔離,語言、認知、情緒與肢體發展普遍較慢,如今這群孩子已陸續進入校園,早療通報人數也在疫情解封後逐年創新高。有小兒心智科醫師觀察到,環境刺激的減少,正是促成這波發展遲緩現象的重要因素。


《親子天下》整理衛福部資料指出,台灣0至6歲兒童早期療育通報人數在疫情後快速增加;第一線幼兒園老師與醫療人員也觀察到部分孩子在生活自理、語言、認知、情緒與專注等面向需要更多協助。


我蠻喜歡「小烏龜」這個比喻。


因為烏龜只是走得慢一點,我們應該做的不是催牠:「你為什麼不能跟別人一樣快?」


反而是應該一起想辦法提供一個更適合牠發展的環境。


這裡還有另一個我們不能忽略的因素:3C產品。


疫情期間,很多家庭不得不依靠平板、手機、電視來協助孩子度過居家生活。


而疫情結束之後,這些習慣並不一定會自動消失。


如果孩子大量把時間花在高度刺激、快速變化、立即回饋的影音內容上,生活中相對緩慢的活動,例如聽故事、拼積木、畫畫、跟別人聊天、自己玩遊戲就可能就變得比較無聊。


而這些「無聊」的時刻,其實也正是孩子練習專注、等待與自我控制的重要時刻。


但是,我也不認為我們可以簡單地說都是3C害的。


這樣的說法太簡單了。


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孩子每天除了螢幕之外,還有沒有足夠與真實世界接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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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化生活型態:自然接觸匱乏與身體活動不足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我們把孩子照顧得越來越安全,卻也可能讓他們越來越少有機會接觸真實的世界。


住在都市裡的孩子,生活可能非常便利,冷氣房、電梯、汽車、手機、平板、遊戲機、安親班。


但孩子真正可以跑、跳、攀爬、探索、跌倒、弄髒、等待、觀察昆蟲、踩泥巴、爬樹、追著朋友跑的空間,反而可能越來越少。


美國作家Richard Louv曾經提出「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這個概念,用來描述現代兒童與自然環境接觸減少所帶來的可能影響。


它並不是正式的精神醫學診斷。


但是,這個概念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為後來越來越多研究開始探討,孩子接觸自然環境,是否真的與注意力、行為、心理健康與認知發展有關?


目前的研究結果並不是「只要去公園,孩子就會變專注跟聰明」,證據也還沒有強到可以直接證明因果關係。


但系統性回顧已經發現,兒童接觸綠地跟大自然與較佳的心理健康、行為表現、注意力及部分認知發展結果之間,存在相當值得注意的正向關係。


簡而言之,大自然或許並非提升孩子專注力的特效藥,但它可能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種發展環境。


而且自然環境有一個室內活動難以取代的重點,它會讓孩子動起來。


孩子在公園裡跑、跳、追、躲、爬、丟球、接球,甚至只是走一段路,其實都在使用自己的身體。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5至17歲兒童與青少年平均每天應累積至少60分鐘中度到高強度的身體活動,而且身體活動除了體能,也與認知、執行功能與心理健康有關。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個孩子坐不住,上課容易分心,遇到一點事情就爆炸。


我們很容易就聯想到:「這個孩子是不是注意力有問題?」


但也許我們還要多問一句:「他有沒有好好地動?」


當孩子缺乏足夠的身體活動跟刺激時,大腦便無法獲得足夠的警覺度調節,反應在課堂上,就是孩子必須透過扭來扭去、離開座位或製造聲響來刺激大腦,這並非他們故意作對,而是身體在發出需求未被滿足的訊號。


…


面對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如果我們真的開始注意到這一代孩子在專注、人際互動與情緒調節上出現一些新的挑戰,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焦慮,更不是開始瘋狂替孩子安排治療、課程與訓練。


反而可以先從調整生活方式開始,我想提供三個方向給目前孩子正在就讀國小低年級的家長。


一、學習教養,也不要忘了跟孩子建立關係


教養的重點在於,孩子能不能逐漸發展出,我可以自己做決定、我可以處理挫折、我可以理解別人,也可以讓自己慢慢平靜下來這些能力。


而這些能力,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親子關係中發展出來的。


所以,請家長每天留一點時間給孩子。


不用陪他寫功課,不用教他英文,更不是帶他去上才藝。


就只是,陪他玩,一起吃飯,跟他聊天,聽他說在學校發生的事情,讓他講一些你覺得「很無聊」的事,甚至就只是坐在一起發呆。


這些看起來沒有生產力的時間,對孩子來說,卻非常有價值。


因為孩子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被教育,他們還需要被理解、被陪伴,以及在關係裡練習成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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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帶孩子走出室內,讓身體與自然重新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週末有時間,不一定非要安排昂貴的親子活動。


就只是去公園,去爬山,去海邊,騎腳踏車,走一段路,玩球,讓孩子跑,讓孩子流汗,讓孩子接觸泥土、樹葉、風、陽光與雨。


有時候,就只是陪孩子去一個沒有特別安排的地方,讓他自己找東西玩跟找事情做。


因為孩子不是只有「坐在書桌前」才叫學習。


他在跑步時學習控制身體,在遊戲中學習規則,在跟朋友爭玩具時學習協商,在輸掉遊戲時學習面對挫折,在大自然裡探索時學習觀察。


這些都是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只是創造環境,接著就是好好地陪伴跟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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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老師、輔導教師合作,必要時尋求專業協助


最後,我想提醒家長,如果老師告訴你:


「孩子在學校真的比較難專心。」


「他跟同學相處好像有些困難。」


「他的情緒反應比其他孩子大很多。」


請不要第一時間把它理解成,老師是不是不喜歡我的孩子?


也不需要馬上自責,是不是我教得不好?


老師看到的是孩子在學校的樣子。


家長看到的是孩子在家裡的樣子。


輔導老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兒童心智科醫師看到的,又可能是另外一個面向。


把這些不同角度拼在一起,我們才比較有機會真正理解一個孩子。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專注力不好」或「情緒波動很大」,並不等於孩子一定有某一種疾病。


有時候可能是睡眠不足,有時候是生活刺激太多,有時候是缺乏運動,有時候是人際挫折,有時候是家庭互動的問題。


也有些孩子確實可能存在注意力、情緒、學習、語言或其他發展上的困難。


這也是為什麼專業評估很重要。


這一切都是為了更清楚知道,孩子現在的困難在哪裡?他需要什麼?大人可以怎麼幫他?


衛福部也提醒,兒童發展遲緩的成因很多,包含環境、社會文化、心理與神經肌肉等因素;若發現孩子有疑似發展異常,及早評估與介入,可以增加獲得適當協助的機會。


我們無法改變疫情的過去,也無法完全阻擋科技與都市化的浪潮,但我們可以選擇用理解代替責備,用陪伴與專業資源為孩子築起一座穩固的後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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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玉心理師長期耕耘於兒童與青少年心理領域,專頁中分享了許多針對國小家長撰寫的實用引導原則與陪伴心法,相信能為正在育兒路上摸索的你,提供相當溫暖且專業的指引。

五週不間斷的一句早安,也能改變一個孩子:《SEL 全方位實踐指南》作者的提醒



更新 2026年09月24日

發布於 2026年0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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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生剛失去深愛的導師,前幾任代課老師撐不到一週就放棄。《SEL全方位實踐指南》作者接手後,只做了一件事:連續五週,每天在門口說早安,即使沒有一個孩子回應。這背後,是一套「大腦如何感覺安全」的科學。

瑪芮里・斯普格-親子天下教育創新國際年會

瑪芮里・斯普格在親子天下教育創新國際年會演講。截自親子天下教育創新國際年會直播

本文重點摘要

  • 大腦的第一個問題:我安全嗎?
  • 老師是橋樑:艾瑪的故事
  • 五週不間斷的一句早安
  • 相信,是專業判斷,不是溫情口號
  • 明天,你會改變誰的大腦?

「是誰改變了你的大腦?」

這是教育神經科學作家瑪芮里・斯普格(Marilee Sprenger)——在美國教育界被暱稱為「大腦女士(Brain Lady)」,同時也是《SEL 全方位實踐指南:掌握腦科學的社會情緒學習策略》一書作者——在 2026 年親子天下教育創新國際年會演講一開場,拋給所有人的問題。

對斯普格自己來說,那個人是她的一年級老師寶萊小姐。開學第一天,她害羞地站在操場邊,還沒交到任何朋友。寶萊老師走出教室,牽起她的手,問她能不能進教室幫忙。「我當然又驚又喜,」她回憶,「那是第一次,我真正了解到——那件事改變了我的大腦。」

大腦的第一個問題:我安全嗎?

一個老師的一句話,為什麼能有這麼大的力量?斯普格用了大半場演講,從腦科學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她解釋,資訊進入大腦,第一站是負責生存本能的腦幹,會不斷掃描外界,只問幾個問題:「我安全嗎?有人在關注我嗎?有人在乎我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資訊才會被允許往上傳遞,先到負責情緒的杏仁核與海馬迴,最後才抵達真正掌管學習的前額葉皮質。「所以我知道,」她說,「如果大腦感覺不到安全,我就無法改變它。」

這其實呼應了教育心理學裡一個更早、也更著名的發現。心理學家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與舊金山一所小學校長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曾在 1960 年代對全校學生施測一份「假的」智力測驗,並隨機告訴老師哪些學生「潛力特別高」。

一年後追蹤,這些被隨機挑中的孩子,智力測驗分數真的顯著提升,尤其是低年級學生。差別不在孩子本身,而在老師相信了之後,不自覺地給予更多眼神接觸、耐心與「再試一次」的機會。

這後來被稱為「教師期望效應」:老師相信與否,會轉化成孩子每天接收到的無數個微小訊號,而這正是大腦用來判斷「這裡安不安全」的原始材料。

老師是橋樑:艾瑪的故事

這座橋,在她多年前一個學生身上,蓋得特別辛苦。艾瑪不惹麻煩、不太多話,成績也「還行」,但斯普格看出不對勁:她不舉手、不太笑,是一個被忽視的學生。直到斯普格請她留下來聊聊,艾瑪才終於哭了:「我覺得我不屬於這裡。我看自己所犯的錯,就知道,我說的這些都是真的。」

斯普格告訴她:「我曾聽過妳提出非常棒的想法。我們每個人都會犯錯,我自己就經常犯錯。」幾個月後,艾瑪開始舉手、開始提問。「這並非因為我是個懂得說話的老師,」她說,「不,我當時說話有點結巴,我只是很想幫助她。」

她特別強調,這是在 AI 出現前的事:「今天,AI 可以幫艾瑪寫文章、解釋代數。但它無法看向艾瑪的眼睛,看出她正在失去希望,更無法對她說——我相信妳。」

五週不間斷的一句早安

如果艾瑪的故事展現的是「一次選擇相信」,斯普格分享的另一段經歷,展現的則是「相信」需要多少耐心。多年前,她自願代課一個六年級班級——剛失去深愛的老師,前幾任代課老師都待不到一星期就放棄。

第一天早上,她站在門口伸出手:「早安,我是斯普格老師。」孩子們從她身邊擦身而過,沒有人看她一眼。

她每天早上都站在那扇門前,說著幾乎一模一樣的話。整整兩星期,沒有人回應。直到第三週,才有學生點了點頭。「他們需要那種儀式感,」她說,「我並沒有改變教學大綱,我更沒有在一夜之間變成最棒的老師,我所做的,僅僅是給予他們一個儀式——某種持之以恆的承諾:我會在那裡,而他們會被看見。」

相信,是專業判斷,不是溫情口號

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看,反駁了一個常見的誤解:「相信孩子」聽起來像一句溫情的口號。但從艾瑪到那個六年級班級,「相信」更接近一種被反覆驗證的專業判斷——需要先精準地注意到異常,再決定用哪種方式回應,而且往往要在看不到即時回饋時,持續投入。

這也是為什麼這件事很難外包給演算法:不是 AI 不夠聰明,而是「相信」本身需要長期觀察與承擔不確定性,不是一次性的輸出。

「這正是社會情緒學習所做的事。」她總結道,「它不只是幫助學生學習,它改變了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

明天,你會改變誰的大腦?

演講尾聲,她把問題拋回給在場的教育工作者:「我們能教的,遠不如 AI 來得快。但人際關係,將會改變學生成為什麼樣的人。每個孩子都值得擁有一個人,在他們相信自己之前,就願意先去相信他們。」

她用開場的問題收尾,只是把時態換成了未來——也把問題,留給每一位在教師節這天,仍然願意每天早上站在門口說「早安」的老師:「我以『誰改變了你的大腦?』開始這場演講。我想留給各位的,是另一個問題——明天,你們將會改變誰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