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作者池谷孝司先前來台。他提到，曾有劍道部老師要求女學生脫光「跟老師心靈相通」、有老師聲稱「不是只愛十歲小女孩，而是我愛上的人剛好十歲」、也有老師利用權勢控制學生，要她們當小三。
《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日本作者來台
學校的老師，利用個人權利，將學生視為己物，這樣的事情是不應該發生的。但教育現場，偏偏就有許多這樣的事情發生，於是我把這樣的事情寫成一本書。
4月13日，在台大校園，日本共同通訊社資深記者池谷孝司於「打破沉默，揭發隱匿――面對校園性犯罪之台日經驗交流研討會」上，分享報導作品《被隱匿的校園性犯罪：老師叫我不要說，這都是為我好》。書中收錄數個校園性侵真實事件，更採訪到了這些受害者、與「狼師」加害者。
圖片來源：人本教育基金會提供
曾有劍道社指導老師要求中學女孩脫光光「跟老師心靈相通」、有老師帶小學生上賓館，聲稱「不是只愛十歲小女孩，而是她剛好十歲」、也有老師要求多位女高中生當小三。
池谷長期關注社會議題，著作包括《死刑就好了――孤立所造成的二起殺人事件》、《兒童的貧困連鎖》。而這次他想做的，不只是公審「狼師」，而是要詢問校園性侵為何能「長久性被隱匿」。為什麼這些校園學生耳語、人人皆知的「狼師」，能在日本校園中暢行無阻，甚至事發後只要換一間學校，就沒有任何追究，還能繼續升官？
在這次研討會中，有主要幾個最常見的困境，使得校園性侵被層層隱匿。
困境一：「我不是要愛上 10 歲小女生，而是我愛上的人剛好 10 歲」
首先最大的困境，在於校園性侵的本質，就是一種被隱匿的權力不對等關係。
池谷分享書中一個案例。是鈴木老師與他的學生由美，由美只有十歲。由於出身單親家庭，作為導師的鈴木時常關照她，而當時，鈴木老師正與妻子處於婚姻瓶頸，更讓兩人有機會漸漸親近起來。
「我和大人談戀愛時也不擅長應付積極的類型，從沒想過自己會愛上小學生。」慢慢地，鈴木每天會收到由美送來的「最喜歡老師」的信。她先送了娃娃、幫忙券與搥背券，最後是親親券。
「我無法阻止自己，不過其他老師應該也覺得不對勁，畢竟由美常來找我，只能靠其他老師阻止我了。」鈴木曾這麼說。最後鈴木帶著由美上賓館，試圖發生性行為。而後遭到逮捕。
池谷說，鈴木老師曾告訴他：「我從由美四年級擔任級任導師。我不是故意要愛上 10 歲小女生，而是我愛上的人剛好 10 歲。這位老師一直覺得兩人是戀愛關係。他們每周約會，持續兩年。這兩人都很寂寞，這個老師在家庭或學校都是很孤立的，而小孩則是單親。於是產生疑似戀愛的情緒。這個老師還特別強調自己不是蘿莉控。
池谷指出：「他是個認真普通的好老師。當法官說他濫用教師權力逼迫學生時，他非常驚訝。他從未想過自己是個有權力的人。」
「我不是要愛上 10 歲小女生，而是我愛上的人剛好 10 歲」這句話，正足顯了鈴木對於自己權力的無自覺與合理化。若是理解自己的位置，就應該與學生保持界線，而不是將個人的社交困境，透過沉溺於與女童「戀愛」的假象中，得到慰藉。
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於「其實普通老師對於學生，都容易有好感。但如果沒控制好，有可能會產生感情投射，搞到最後以為在戀愛。裡面最大的問題，特別有權力的人，自己卻沒有自我意識。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透過再教育，讓他們知道自己手中掌握著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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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台的校園性騷擾全國網絡（SSHP）創辦人龜井明子補充：
有人在問老師跟學生之間到底可不可能有戀愛。事實上，愛是一種感情。我們不能要求任何人不要有感情。也有學生是打從心底真的喜歡老師的。有這樣的學生存在，並不是奇怪的事情。
但重點是面對戀愛，老師該用什麼方式去面對孩子？兩人的關係是教人與被教的立場，必然牽涉到分數問題。弱勢一方，也未必擁有足夠籌碼，來承擔戀愛與分手帶來的風險。另一個問題是，兩個人對於戀愛的經驗、成熟度、想像，也都完全不同。
龜井說，在日本曾有老師與學生在戀愛分手。後來發生什麼呢？老師給學生打了很低的分數。在日本的評鑑是十等。學生原本都是八分，分手之後，她只得到五分。
很久之前有日本記者針對師生戀拍了紀錄片。我只看一半，就很難看下去。我們知道在校園中，老師對學生的掌控是很全面的，而在這狀況下，紀錄片中老師「看上」的學生，常常是經濟狀況比較不穩定的家庭。
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對於伸出援手的老師，往往產生許多感情依賴，家人也不疑有他，將孩子交給老師照顧，甚至帶出去過夜。龜井說：「這段師生戀的結果，最後甚至還結婚。」但這些對象，都是社會條件較弱勢的小孩。她認為，在學生難以說不、或本身容易投注情感的情況下，老師作為專業人士。無論如何都應跟學生畫出界線才行。應該透過加強教育，提升教師的敏感程度。
困境二：家長啦啦隊對受害者說「妳要恩將仇報嗎」
池谷說：有種狀況，是當學生終於鼓起勇氣，想說出受害經驗。沒想到老師卻堅持「我沒有做這樣的事情」。於是學生被貼標籤成「說謊的騙子」。從此在同學、家長與老師間抬不起頭，甚至被霸凌。
有時候受害者還必須離開學校，這就是所謂的二次受害。
更有一種狀況，池谷稱為「家長啦啦隊」。
書中另一位案例，是女學生早苗，控告劍道社指導老師原口，要求女學生表達忠誠、包括說出「我願意為老師去死」、還有要求學生「把衣服脫光與老師心靈相通」。由於原口在校是績優教師，帶領劍道社取得優異成績，因此當早苗以及另外幾位同學提出民事訴訟時，卻遭到其他家長的阻撓。
池谷分析，當足以帶領學校打進全國賽的老師引起問題時，家長往往會成為教師的啦啦隊，包庇老師。他們反覆質問早苗「你要恩將仇報嗎？」「你要讓耀眼的成績蒙上陰影嗎？」也無形對站出來的受害者，進行二次傷害，也就是所謂的「譴責受害者」。而譴責受害人的情境，若發生在封閉的校園中，往往更容易讓未成年人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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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三：「既然老師知道了，為什麼不救其他妹妹？」
為何這些老師能逍遙法外？最嚴重的問題，發生在最日常的平庸之惡中。第三個困境，來自於保持沉默的校園同事。
當其他老師知情不報，性侵案只是耳語。為什麼許多老師，明知道這些事情卻保持沉默？著有《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沉默的島嶼》作家陳昭如，指出幾個關鍵點：
第一個，許多老師認為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是績優學校，不可能這樣。」但欺負學生的老師跟是不是績優老師，是沒有關聯的。不能說這種老師有錯，但絕對是警覺度不夠。
第二個，是保守的貞操觀。為了孩子未來好，不要通報、不要張揚。「萬一通報，害了孩子，讓他以後結不了婚、交不到朋友，怎麼辦？」
聽來荒謬，但卻是許多第一線老師的擔憂。陳昭如說：「我們不能因為個人的貞操觀而害了其他孩子繼續被欺負。」過去也曾有案例，是某南部特教學校，多年前發生學弟欺負學姊，校長知情後的反應竟是，既然已成事實，那就讓兩位「結婚」算了。陳昭如說：
我這幾年慢慢一直反芻、想像這件事情，我心裡不純粹只有可惡來形容那個校長，因為有可能，有可能，那個校長想著「真的是為了孩子好」？
我們可以輕易貼標籤，罵這個人壞蛋，但他背後的心理因素，仍需要被進一步釐清，才能夠降低老師們產生如此迷思的可能。
第三個。老師不知怎麼處理。第一，是法律層面的。她提到，很多老師甚至沒看過《性別平等教育法》。因為大家都以為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第二，是老師的個人恐懼。擔憂這個老師最後沒事，該怎麼辦？今後如何跟他一起上班？
「我相信沒有人是鐵石心腸，知道有人受苦受難，會一點感覺都沒有。」
陳昭如提醒，保護學生也是老師的工作之一。「我相信所有老師在成為老師之前，應該是對學生有愛、也想當好老師的。但是久了，可能熱情會慢慢熄滅。我希望這番話能讓火花重新燃起來。」
校園性犯罪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人人有責
結構的問題最常被社會遺忘。
池谷說，日本最近沸沸揚揚的是母親虐童案。「只要一發生母親虐待孩子，日本社會都很關心，但是講到老師在學校裡虐待學生，大家就都是旁觀者了。」
這是因為，責怪明確個人，比責怪結構，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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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容易針對個人去關心。但我認為，校園性犯罪這些事件，基本上都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組織的行為。但是要對組織進行譴責，是非常困難的。」
這是為什麼，光是處罰狼師，實則無助於事件減少。我們要做的，是提醒孩子，遇到這樣的事情請願意說出口。也要提醒師長，請站出來保護孩子，而非否定他們的受害經驗。
研討會中，也提到目前幾個針對校園性侵的改善方式，可能包括：
1.提升性平機制有效性：在校園性平機制啟動時必須確保其調查是合法且有效的。同樣地，調查人員也需要受過更多專業訓練與實際經驗。
2.提升一般老師警覺度：透過師資培訓，讓老師對性別議題有更高的敏感度與處理原則，才能接住落下的孩子。
3.提升狼師自我警覺度：如龜井提到，在日本的工作坊，他們會提供實境演練，例如若有學生喜歡你、想坐在你腿上，該怎麼拒絕。避免不知不覺間，讓人變成自己也不希望成為的「狼師」，這也是老師用來自我覺察的一種方式。
只有每個人都願意改變，校園性犯罪才能結構性地減少。正如池谷所言，「放著不管，本身就是一種犯罪。」希望世界越來越好，在孩子落下前，我們都能更好地看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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